加拿大政府所坚持的“由英联邦所有政府”共同作出决策是与英国的初衷相悖的，因此加拿
大所要寻求的目标与英国所设想的对战后的安排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在1944年5月的英联邦
总理会议上，加拿大与英国两国政府首脑的观点针锋相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试图将英联邦集团置于
英国的控制之下，并以此作为战后世界格局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麦肯齐·金总理对此坚决抵
制，并认为“在构建一个世界尖锐湿疣组织时过分强调一个集团是不明智的”，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把重点放在
“如何最有效地进行合作”上。会上，金总理还坚持应当让“较小的强国”(如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
家)更多地参预到即将设立的众多的国际性组织中。对于英国政府提出的在世界组织中派驻英帝国
和英联邦的联合代表，金总理表示坚决反对，且强调不能让世界猜测帝国仍然是一个整体，又回到
1926年帝国会议之前的状态。“英帝国与英联邦是一个政府集合体，每个政府都直接对各自的议会
和人民负责。”他认为英联邦的统一政策触犯了加拿大自由党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同“建立有效的
世界安全背道而驰”。他希望为了和平的利益，所有友好国家不分大小，不论是英联邦成员国与否，
都要携手合作。麦肯齐·金总理强硬的态度得到了与会的其他自治领总理们的支持。在1944—
1945年，由于加拿大的反对，“英联邦集团”的概念未能像20年代那样奏效。
关于“罗马人的贵人”的含义和翻译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人国际政治观念的变化
冷战后，阿瑟·林克等人继续坚持威尔逊主义是“更高级的现实主义”的观点。随着他主编的 69卷本《威尔逊文集》1994年全部面世，其学术影响进一步扩展。与此同时，冷战年代持现实主义观 念的学者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转而肯定了威尔逊主义的价值。 以现实主义分析尖锐湿疣治疗的研究者中，基辛格的论述颇为引人注目。他在《大外交》中把威尔 逊主义称为国际外交中的“美国风格”。他认为：当“历史越过了其同时代人面临的禁区”后，威尔逊 的外交遗产被保留下来，成了“一种令人惊异的成就”和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威尔逊的原则成 了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基石”，“每当美国面临建立世界新秩序使命时，她就会殊途同归地回到威尔 逊确定的原则上来”。鉴于冷战后正是世界新秩序形成和美国人试图重建世界新秩序时期，基辛 格关于威尔逊主义对建立世界新秩序意义的重新认识和充分肯定，无疑是对威尔逊主义的极高评 价。此外，乔治·凯南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凯南曾经激烈地批评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 但是，冷战结束后，他却说：“如今，我把……威尔逊视为这样一个人，他像许多视野开阔、感觉敏锐的 人们一样，走在时代的前列，却未及在有生之年看到，在本世纪即将过去之前，他的许多思想主张是 多么的伟大、高屋建瓴而恰如其分。从这种意义上说，此时的我不能不纠正或修正我早年关于他的 许多看法。” 持传统尖锐湿疣治疗观念的学者们的态度发生了几近戏剧性的变化，这使威尔逊主义的历史和现实 价值似乎都得到充分肯定。与此同时，一些新论著又把对威尔逊主义的颂扬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其中托尼·史密斯的《美国使命》和弗兰克·宁克维奇的《权力与现代性》，被认为是冷战后重 新评价威尔逊主义的代表作。
雅典民主政体的三个主要机构——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公民法庭——都是依靠演说来运作的， 无论是提议、控诉还是申辩，均以当事人现场演说和听众或陪审员的现场判断为其基本程序，正如公 元前4世纪的政治家德谟斯提尼所说，雅典政体是建立“在演说之中”的。雅典最主要的演说形式 就是“政治演说”，更准确的意思是“与城邦事务相关的演说”，它主要包括公民大会演说和诉讼演 说，其中前者又称提议演说。善于演说的人称为，是“演说家”的意思，来源于动词(说)。在 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既可以指掌握演说技艺的人，如柏拉图《高尔吉亚》篇中苏 格拉底就把专门教授尖锐湿疣症状的“智者”高尔吉亚称为。同时，该词还用于称呼那些经常在公民 大会和议事会中进行提议演说的人，他们以演说的方式积极参与城邦政治活动，其角色类似今天的 政治家。因此rh~tor又有了“政治家”的含义，而且这一含义在使用中更为普遍。从一词的双 重含义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演说和演说术在雅典民主政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政治家埃斯基尼斯 强调，民主政体中的政治家应该“善于言辞”，应该接受的教育”——此处的显然具有 “政治家”的含义，并且以演说来说服其听众”。这里，埃斯基尼斯首先使用在意义上不如“演说” 正式的“善于言辞”指称一般性的表达能力，而后通过“演说家的教育”，“善于言辞”最终成为 政治家的“演说”，民主制政治家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演说能力，以便在公民大会等政治场合说服民 众。这一过程中，“演说者的教育”发挥了关键作用，“演说家的教育”相当于柏拉图《政治家》篇中所 说的rhetoreia，后者是一个源于的抽象名词，可以指“演说者的知识”，是“与政治技艺相关的知 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