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托尼·史密斯为例。他曾明确地说明了写作《美国使命》的目的：“一是叙述美国在国外各种 培育民主努力的历史，估价按照自己的雄心壮志确定目标所产生的效果。二是讨论美国外交政策对 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自由民主政府的大量涌现、力量和荣誉起了什么作用。”他解释说：“作为学人， 我希望这一研究能够提供一种历史的、适用的基本架构，为进一步探寻国际力量(当然不都是美国 的)推动国内政治发生有利于民主变化的方法奠定基础。作为政策研究者，我希望能够帮助说明，尽 管对不受承认的国外干涉持谨慎反对的态度，美国也许是其他国家民主最有效的培育者。”显然， 为冷战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践行其所谓“民主使命”寻找依据，这正是作者的实用性考虑。该书在冷 战后的美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原因正是它适应了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的变化，迎合了美国 和西方世界的价值追求。 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使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变得更为颐指气使。1991年，乔治·布什总统宣 称，美国人在“历史上的罕见时刻”，获得了“难得的机遇”，“终于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 建立新的国际体系了”。显然，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中意识形态重要性上升，这正是美国学术界转 而普遍肯定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的现实政治原因之一。 冷战后美国人对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看法的变化，不仅源于世界的变化，也受到理论和观 念变化的影响。理想主义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个主流学派，而威尔逊则被认为是 理想主义学派最强有力的代言人。“威尔逊主义”不仅带来了国际关系学理想主义学派的诞生，而 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与之相对立的现实主义学派的形成。事实上，所谓“现实主义学派”，便是 在批判理想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冷战年代，美国人耳濡目染的便是这种围绕理想主义与现实 主义分歧的争论。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思考，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实际上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简单 的相互批评和否定并不能掩盖这一基本事实。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出现了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既相互批 评、又相互借鉴的局面。显然，冷战后美国学者对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局限性的认识，也是 威尔逊外交的史学研究能够一定程度上超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重要原因。在这一背景下， 世界的变化使人们对国际关系两大主流派别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苏联解体后，美国人认为，传统 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信奉者们，都没有预料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世界剧变，都不 能解释苏联的意外崩溃和冷战的突然终结；既然两种理论都不能单独解释冷战及其终结，那么，他们 也不能单独对21世纪的美国外交给予诠释和指导；“要搞清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许需要两种理 论的综合，或者需要从根本上背离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样，冷战年代美国人否定或鄙视理想 主义而更欣赏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不管怎么说，既然威尔逊主义一直是人们借以 阐释各自观点的参照轴，他们自然要对此加以重新审视。于是，如宁克维奇所述，美国人得出结论： “我们本能地感到，威尔逊处于20世纪美国国际主义经历的中心地位，这是正确的”。 总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在冷战后变化了的世界中，威尔逊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既能反映美国 “理想”，也能反映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和主张，一种理想化的美国式世界霸权秩序，一种现代世界的 “现代性”要求。显然，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在冷战后的美国受到普遍肯定，大量新的论著都试 图对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作出更加复杂而精细的说明，这表明威尔逊主义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冷 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变化和美国人观念变化的形势。